关于这些数字的后期说明：国家联盟会员总监 Billy Roper 被要求对文章的这一部分发表评论，他表示，对抵抗记录目前收入的估计“比我们目前的实际收入要高一点，但并非不合理”，并且我们对其会员人数的估计“比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估计更接近”，这表明你们的消息来源比他们更好。
为了展示这种新发现的力量，示威活动。反响令人印象深刻 √ 反种族主义左翼人士对示威活动的发生感到惊讶，无法有效地动员起来反对他们，而联盟选择的高调目标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最近的两次示威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 电话号码清单 针对德国大使馆的示威活动，该活动旨在驱逐亨德里克·莫布斯（Hendrik Moebus）。莫布斯是德国“撒旦杀手”之一，因被控违反缓刑法和德国言论法而流亡美国，后来受皮尔斯雇佣，帮助建立“抵抗唱片”的国际影响力。1994年，莫布斯和两个朋友杀害了一名15岁的同学。他被关进德国监狱，服刑四年（刑期六年），并于1998年获释。1999年，
德国图林根州警方向他索要线人身份。他拒绝了，并于当年晚些时候以违反德国思想犯罪法的罪名对他进行了报复性指控。 1999 年 12 月，他逃往美国，在那里他与图勒白衣会呆了一段时间，然后于 2000 年 6 月进入国家联盟大院。2000 年 8 月，美国法警根据引渡令逮捕了莫巴斯。 这看似是国家联盟的策略，但它忽略了德国纳粹在实践中意识到的一点：必须有专门的二级组织来动员和利用“支持者”，哪怕只是作为筹款来源，或者作为在集会上填补席位、给社会民主主义媒体留下深刻印象的热情支持者。这种组织方式或许是皮尔斯对“缺陷者”的蔑视的遗留，
但它也使得国家联盟无法将普通民众带入到普遍的运动中。像莫里斯·迪斯这样的人接受成千上万个人的捐款，却不要求他们接受法律培训并在他身边进行诉讼，而国家联盟往往不屑于让那些不愿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人支持他们。除了那些使用类似山达基的精神控制技术并对其成员进行毁灭性经济剥削以阻止叛逃的团体外，大型组织尚未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