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于隆戈和里莫利来说，革命与宪法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是一个悖论的根源，这种悖论在系统连贯性层面上质疑法律；那么对于阿莱格里来说，这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则创造了一种权力的批判实践和一种权利的想象实践，它在宪法生活的发展中激发并重新实现了民众的要求。这样，阿莱格里就恢复了内格里对制宪权概念的直觉，认为制宪权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是一种部署的、敌对的力量，充满警惕和自命不凡。
这些意义的坐标也是根据特定背景而发展起来的，即 1848 年法国革命的背景，与更为人所知的十八世纪末革命环境相比，它特别适合于描述人民革命力量的多面语言和组成主体本身的变异。因为在848年社会问题完全进入了革命实例的核心，并且革命运动的形式呈现出原创性和创造性，直接影响了艺术。因此，在一幅令人着迷的艺术史壁画的结尾，阿莱格里可以得出结论：“改变艺术文学经典的尝试与要求改变体制结构和承认新权利的运动并驾齐驱，并一起前进”（123）。阿莱格里的著作是对艺术生活与宪法生活之间关系的探讨，它借鉴并激进了哈伯里安关于文化与法律关系的教训，为宪法研究开辟了富有启发性的场景。随后，阿莱格里将同样的方法投射到其他革命实验中：巴黎公社、罗马共和国、邓南遮在阜姆的事业，证实了方法论直觉的有效性。
安东尼奥·塞瓦蒂 (Antonio Cervati) 延续这种将宪法视为一门文化科学 (Häberle) 的方法，重建了意大利的宪法研究传统，强调最注重将成文法在其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坐标中情境化的方向。奥兰多形式主义转向后，各种倾向被边缘化了。要求在 台湾号码资料 宪法文本形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研究宪法文本，展现了巩固的权力结构的批判力量，并推动了宪法变革：“必须拒绝的想法是，宪法是那些在行使制宪权时，当宪法文本得到批准、颁布和公布时，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的纯粹表达”（158。
因此，正如阿莱格里的观点所言，革命制宪权的神话降低了宪法变革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将其与精英的行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而宪法——即使以文本形式具体化——首先是一种社会产物。在宪法解释中，文本通过对这种腐殖质的认识而获得营养和多种含义，文本从中成形（“宪法文本的解释也是与写作同等的创造性时刻，因此不能简化为僵化某些文本条款的操作”，160）。宪法变革的线索来源于宪法价值观和方案的多元化，以及它们在解释宪法过程中的逐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