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警车，2009 年 5 月 4 日，安德烈·布尔伯 (Andre Bulber)。 CC BY 2.0 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从程序正义理论的框架来看，强烈的批评和对警察的高度信任之间看似矛盾的共存是有道理的。该理论表明，人们对警察的动机和意图比警察工作的效率和结果更重要。因此，当挪威警方认真对待委员会的批评并表示愿意做出改变时，这似乎比导致批评的失败对人们对警察的信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最初的高信任度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在挪威社会中具有如此强韧的地位，因此，就断定信任在初始信任度较低的环境中也具有同样的强韧度（如法国的情况）还为时过早。
信任似乎仍具有相当的韧性，至少在信任度较高的国家是如此，但断言恐怖袭击没 华人海外亚洲数据 有影响还为时过早。恐怖袭击可能导致政策反应，而这些反应会间接地、长期地对信任产生负面影响。虽然 9·11 委员会和 7·22 委员会都基本得出结论， 袭击前的问题不是缺乏资源和法律权力，而是缺乏想象力和协调，但这两个国家的主要政治反应是增加警察的资源和法律权力。例如，在挪威，过去几年的政治讨论主要集中在集中化、监视以及是否永久武装警察上。虽然这可能会提高警察的准备程度，但也可能会增加距离并减少警察与公众之间的日常互动。此外，如果再加上更激进的警察策略，而减少对程序正义的重视，信任可能会受到侵蚀。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预防恐怖主义，那么信任度的降低难道不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事实上，信任度也是预测与警方合作和服从程度的重要指标。在预防恐怖主义的背景下，公众愿意与当局分享他们对个人、团体和活动的担忧至关重要。因此，从长远来看，牺牲信任实际上可能会削弱警察的效率。最后，我们还认为，如果恐怖主义的结果是警察部队以恐惧而不是信任为基础建立其合法性，那么恐怖分子不仅会赢得战斗，还会赢得战争。
编者注：这篇文章写于 2015 年 1 月，即 2 月份哥本哈根枪击事件发生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