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英国公共卫生部采用了一项长期的社会营销战略，为所有项目提供指导和信息。该战略是有关如何系统地应用营销原则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些多部分项目是根据明确可衡量的行为目标制定的：这些项目基于对目标受众的深入了解，并通过与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合作的分段干预措施实施。这种系统地应用营销来指导和推动战略的做法在十年的运行中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例如，“ Change4Life ”社会营销计划已使 30% 的妈妈报告说，该计划使她们减少了孩子的糖摄入量。含糖谷物的销售额下降了 4%，含糖饮料的销售额下降了 3%，而减肥饮料的销售额上升了 4%。“明确癌症”计划使疑似肺癌的转诊增加了 30%。 “快速行动”中风识别和早期治疗计划自推出以来，已经使 5,365 人减少了因中风而致残的人数，每花费 1 英镑就能产生 28 英镑的投资回报。
图片由克莱姆·奥诺杰霍拍摄。 CC0 公共领域通过Unsplash。
抵制营销及其对社会政策的贡献
意识形态上左右两边的政治家和政策官员都反对社会干预策略，因为这些策略可以被视为绕过深思 工程师数据 熟虑的理性决策。这种不安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公民需要做出明智、有意识的决定，决定为什么以及如何为自己和社会的利益行事。这种偏好导致了干预策略的偏见，即倾向于社交广告和数字通信渠道，以及使用奖励和抑制制度（如罚款、处罚或奖励）来影响决策和行为。这种观点的另一个后果是，在这种情况下，营销被降级为社会宣传的开发者和执行者。
这种偏见的另一个后果是，许多试图影响人口行为的政府计划都侧重于个人责任和行动，而不是集体的整体社会反应。营销的作用被认为是影响个人自愿选择做正确的事情，无论是不吸烟、回收利用还是遵守乱扔垃圾的法律。这种方法引发了对“社会营销”的进一步批评：它代表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概念，忽视了大多数社会问题的因果条件和因素。营销也被视为一种还原论的管理思维模式，它试图将所有社会问题归结为离散的个人行为，从而产生有针对性的、而不是整体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概念化。
“社会营销”也遭遇到了部分政府部长和政策官员的抵制，他们身处政治左翼，对市场作为任何社会挑战的解决方案深感不信任，认为营销是通过应用绕过理性自愿选择的、有伦理问题干扰的干预手段进行隐蔽的说服。
在这篇博客的第二部分，我将探讨为什么将营销作为社会政策选择、制定和交付的核心部分的应用常常受到公务员和当权者的抵制。